自1902年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以来，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即使是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论述也大不相同。如顾颉刚曾于1923年提出，要建设可信的中国上古史，首先必须纠正4个沿袭至今的“旧观念”，其中第一条就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并进一步论述称：“中国民族的出于一元，俟将来的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见后，我们自可承认它；但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决不能胡乱承认。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钡?0余年后的1939年，他一反之前的观点，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并同时提醒，“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费孝通曾于1939年发表致顾颉刚的商榷信，但到晚年则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并进一步论证其为“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学者马戎在研究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的“民族”（nation）概念时，对我国学界关于民族，特别是现代中华民族到底是多个民族组成的“复合体”，还是包含多个“族群”的“族群共同体”或“民族实体”的讨论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内涵的研究，多从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入手，并以概念辨析为重点，从考古学着眼进行的分析尚不多见。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生活于今天中华大地上各个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通过分析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对这一概念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文明发展的源头加深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进而正确理解“中华民族”。

一

中国的起源需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理解中华民族同样需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着手。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能否被统称为“中华民族”，要看他们是否具有共同的中华文化特性和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则需要看他们是否有统一的国家—中国和对统一中国的认同。在考古学材料中，中华民族在这两个层面上的起源都很早。相对独立、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早在距今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打制石器就以砾石—石片石器为主，少见手斧、石叶，罕见雕塑和偶像崇拜，蕴含着就地取材、简便务实、质朴自然等特质。中国华南等地在距今约2万年较早出现陶器、磨制石器和原始农业等新石器时代“三要素”，应当也与远古时期中华先民血脉中顺应自然的先天特质有关。

距今约1.2万年进入全新世以后，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间的交流逐渐明显起来，并在距今8000多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后交流加速，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数个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有了“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开始起源。在这个萌芽状态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范围内，有着互为补充的“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发展较缓却颇为稳定的农业、秩序井然的聚落社会、“一元”的“敬天法祖”观念和历史记忆传统，与当时西亚地区农业加畜牧业的生业体系、发展迅速但不很稳定的农业、显著的贸易经济、秩序感不强的聚落社会、多神“多元”偶像神癨崇拜等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决定了此后两大原生文明的不同走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距今8000年左右，在长江中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同时出现獠牙神龙形象及对龙的崇拜，此后这类龙的形象在各地不断涌现，并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可见华人号称“龙的传人”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

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和联结作用下，黄河上中游地区文化面貌变得空前一致，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流播到西至甘肃、青海和四川西北部，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东北至西辽河流域，东达海岱，南达江湘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各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语言学研究也表明，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地点约在中国北方，可见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关键时期。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陶圈足盘、白陶、玉石钺等器类也流播到黄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甚至已经越过海峡到达台湾岛。

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已经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壮大，其中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马家窑文化向西南和西两个方向大规模拓展。其中西南向的拓展又至少分二条支线：一支从青海中部至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昌都一带，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卡若文化，为青藏高原带去了黍、粟作物；一支从川西北到四川盆地，形成桂圆桥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后来三星堆文化的源头。马家窑文化向西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影响直至新疆、中亚。此外，源自黄河流域的包含陶鬲等的文化东北向已经扩展到黑龙江地区。可见，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已经和现在的中国疆域比较接近。

要之，距今8000多年前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华先民形成文化共性和文化共识的过程，也是“自在”的中华民族的起源过程。

二

距今8000多年中华文化圈、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之初，在贾湖等较大遗址已经出现少数随葬较多特殊器物的大墓，墓主人绝大多数为成年男性，显示当时男性社会地位更高，可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距今约6000年前，中国各地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中原核心地区聚落数量剧增，出现多个1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有了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建筑。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仅一座墓葬随葬玉器就达200件之多，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了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江汉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出现了城址和轮制黑陶。这些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建筑、大型墓葬、高水平手工业的出现，都表明当时已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大步。

大约距今5300年，各地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至距今5100年前后，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已形成若干个早期国家。在黄土高原的南佐和太湖南岸的良渚，形成了两个都邑聚落，其面积都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核心区30万平方米左右，有大型宫殿、豪华墓葬以及大量玉器、美陶等。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规模的都邑建设工程可能需要数千人工作多年，并需要组织周围其他地区的大量人力物力来完成，显示出这一时期区域王权和地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此外，这一时期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也都出现了大型祭祀中心、大城、大墓和高规格手工业产品，显示出这些地区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跨入国家社会的门槛。不过这个时期各地的早期国家或者“古国”还互不统属，尚处于“古国”文明阶段，政治上的“中国”尚未形成。

距今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或者广义的龙山时代以后，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地区遗址急剧增多，出现了很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类似的石城遗址还沿着内蒙古中南部山麓一直延伸到张家口地区，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陕北以东的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大部、河南中部地区文化发生突变，辽西地区的“红山古国”、豫中地区的“河洛古国”等衰亡，彩陶全面衰落，出现了较多与陕北相关文化有关的篮纹、方格纹等新因素，夯土墙白灰面房屋甚至扩展到豫北地区，就连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受到影响。这次文化和社会巨变很可能是以黄土高原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此后至少黄河流域应当已经出现了以陕北为核心的跨区域早期国家，政治上的“中国”至少已经萌芽。距今4400年左右，黄河流域早期国家的中心转移到晋南的陶寺都邑，这里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大城、大型宫城和宫殿、豪华“王墓”，而内蒙古、陕北则先后出现后城咀石城、石峁石城（内城）等。

距今约4100年进入龙山时代后期以后，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格局发生巨变，遗址锐减、古城被毁，石家河文化特色鲜明的陶器群消失殆尽，新出大量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器物；原有的祭祀习俗消失，原先大量的动物、人物小陶塑、红陶杯等祭器也基本消失，新出源自黄河流域的小件玉器。这场巨变很可能是黄河流域人群对长江中游地区一次大规模军事征伐的结果，此后长江流域纳入原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国家之内，这一时期陶寺都邑面积仍有300万平方米左右，石峁石城总面积甚至扩大到400万平方米，具有初步“大一统”性质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逐渐形成。龙山后期，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出现三空足的鬶、盉、斝等陶礼器，以及各类礼玉，这些也都是当时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可能属于同一个早期国家的证据。

约距今3750年进入二里头时代以后，出现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都邑聚落，内有方正、规整的“井”字形道路网络、大型宫城和宫殿，并出土数量众多的铜器、青铜器、绿松石器、玉器等，铸造生产这些器物需要的铜锡原料、绿松石料、玉料等来源广泛，有的产地远在甘肃、青海和长江中游等地，可能与跨区域国家控制下的贡赋制度有关?？脊欧⒕蚧狗⑾?，这一时期二里头的爵、鬶、盉、觚等陶礼器远达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玉石牙璋礼器流播到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牌饰则分布至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等当中。可见二里头时代，政治上的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巩固。

要之，距今4700多年至距今4000年前后跨区域早期国家或者政治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形成“大一统”国家及其国家认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三

在我国流传至今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存留着许多关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制作八卦、观象授时、合婚立制的记载?！吨芤住は荡窍隆吩疲骸肮耪甙现跆煜乱玻鲈蚬巯笥谔?，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薄吨荀滤憔吩疲骸肮耪甙⒅芴炖??！薄妒辣尽ぷ髌吩疲骸胺酥埔再称ぜ奕⒅瘛！贝涌脊欧⑾掷纯?，在桥头、跨湖桥、贾湖、大地湾等遗址中，确实发现有龟卜象数、八卦符号、规矩形骨器等，可能正对应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先民制作八卦、观象授时等?；坪又杏蔚厍崂罡谖幕准椅幕扰帕姓氲摹白逶帷蹦沟?，以及可能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现象，则和“合婚立制”有所对应，可见伏羲传说自有一定真实的历史背景。

传世文献记载，伏羲、女娲之后著名的中华先祖为黄帝、炎帝?！豆铩そ铩烦苹频酆脱椎鄄孔宄鲎陨俚?。徐旭生考证认为，同属华夏集团的黄帝和炎帝发源于渭河上游，后来向东迁移，路线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黄帝部族偏北。炎帝部族的这一东向迁徙，可能正对应考古发现中距今7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零口类型诞生以后，很快东向扩展至晋南、豫西等地而形成枣园类型的过程。此后，黄土高原地区主要成为黄帝部族的活动范围，晋南豫西等地则是炎帝部族活动的核心地区?？脊欧⑾炙嘟?0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周围地区的显著影响，可能正是当时炎帝部族兴盛一时的考古学见证。此外，古史传说中神农炎帝教民稼穑的故事，也与仰韶文化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实际情况吻合。

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文化东向拓展引起的文化巨变，很可能对应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妒芳恰の宓郾炯汀芳窃?，轩辕黄帝的统治范围东至海岱，西至陇东，北达涿鹿以北，南至江、湘，而且还拥有军队，设官监察“万国”，俨然是跨区域国家社会的气象。因此，庙底沟二期或者轩辕黄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雏形状态的“王朝”，进入了萌芽状态的跨区域的“王国”时代。这应该就是司马迁将轩辕黄帝作为“五帝”之首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传世文献有关于蚩尤为炎帝后裔或炎帝之臣的记载，《逸周书· 尝麦》云：“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汉人宋衷在注释《世本》时，称“蚩尤，神农臣也”。因此，尽管一般认为炎、黄为华夏集团首领、蚩尤等为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首领，而且炎、黄和蚩尤之间还发生战争，但实际上黄帝、炎帝、蚩尤部族很可能都有共同的族源。

传世文献记载，“涿鹿之战”之后发生了著名的“禹征三苗”事件，这一记载正与考古发现所见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龙山文化南下江汉的情况对应。几乎同时发生的“稷放丹朱”事件，也和考古发现所见老虎山文化南下引起的陶寺古城的毁坏、挖毁大墓、乱葬坑等暴力现象吻合。由此可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尧、舜、禹、后稷、丹朱等史实及对“五帝”时代的描述是基本真实的。夏禹通过征伐三苗，至少已将长江中游纳入版图，《尚书·禹贡》的“九州”很可能记载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真实状况，夏禹划分“九州”应当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王权。正是在这个条件下，大“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才能初步形成。但夏朝建立后不久，就发生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等多次政局变动，至“少康中兴”才基本恢复正常局面。这些政局变动多有东方人的参与，和考古学上新砦类型、二里头文化包含较多东方文化因素的情况吻合。因此，二里头文化很可能是夏代晚期文化，也依然是“大一统”的王朝气象。

可以看出，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并非虚构，而是有一定的真实历史背景。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很可能有着伏羲、女娲及黄帝、炎帝、蚩尤等共同的祖先，而且黄帝、炎帝、蚩尤很可能同源同根，之后无论是作为华夏核心的夏、商、周族，还是春秋时期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甚至秦汉及以后的匈奴、鲜卑、东胡等，也基本都是伏羲、女娲、黄帝、炎帝、蚩尤等的后裔，或者与其有密切关系。比如《山海经》就记载北狄、白犬、犬戎等部族都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蓖豕蚩贾ど讨芤岳吹墓矸健⒒煲?、獯鬻、猃狁、戎、狄、胡、匈奴等都属同一族群。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绝不能将历史时期边疆族群对炎黄根系的认同简单归之为“攀附”。虽然仅将黄帝或者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有些偏狭，但炎黄部族支脉最广，尤其轩辕黄帝初步一统天下影响最大，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有个“凝聚核心”，也与作为中华民族核心的炎黄及其华夏集团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中华民族是数千年以来中华各地人民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但仅以交往交流交融还不能完全回答中华文化上为何趋于“一体”、政治上为何趋于“一统”的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群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还因为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中华宇宙观是“一元”，因为初步“大一统”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是一个，记载传承里面中华民族又有共同先祖。一句话，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