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6 00:47:15
“喜剧美学新时代”中的陕西喜剧
——在陕西省第四届喜剧美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孝英
(一)“喜剧化”与“喜剧美学时代”
1986年,我在第二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上提出:今后十年,中国将会出现“喜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还会延伸到下一个世纪”。
2006年,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俞吾金指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并将其命名为“喜剧美学时代”?!跋簿缁焙汀跋簿缑姥贝彼档氖且换厥?,都是讲喜剧精神正在中国甦醒和勃兴。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俳优”传统和“曼倩”遗风,但它在民间文学中比较风行,而在作家书面文学中不甚发达。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喜剧意识受到压抑,加之林语堂与鲁迅的那场争论使国人对幽默划上了一个问号,以至喜剧意识在我们这里几乎处于半休眠状态。因此,喜剧精神的勃兴意义重大。那么,能不能为这个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喜剧美学新时代”(建议将它规范为这样的名称)列出几个标志性现象呢?今天,我想用社会生活和艺术世界中一些最新的实例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二)“喜剧美学新时代”的几个标志性现象
第一个标志:中国人的喜剧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喜剧价值观和西方的距离正在缩小,“悲剧高贵,喜剧卑下”的传统偏见正在逐渐被“喜剧高于悲剧”的现代喜剧美学价值观所替代。
什么叫西方的喜剧价值观?2019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对它有了更加直观、更加深入的认识。
今年4月,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以73%的压倒性优势挫败了前总统波罗申科,创造了乌克兰的记录和东欧乃至世界的政治奇迹。他的就职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很有趣?!?/span>
今年初,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老布什葬礼上的演讲轰动世界,因为它居然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种幽默的主旋律。
如果说,乌克兰人民把选票集中投给一位喜剧艺术家,一位美国政治精英用听众的笑声替代了本应出现的泪水,这两件事目前还属于西方世界的“幽默专利”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则已经打破了西方对幽默的垄断:
2017年圣诞,英国女王发表贺词,她感谢的内容竟是丈夫“多年一贯的支持以及幽默感”。
几乎是同一时间,中国江苏《非诚勿扰》栏目正在播放,一名中国男孩被主持人问及择偶标准,他说了三条,其中一条是:“她一定得听懂我的冷笑话?!?/span>
请看,80岁的英国女王和20岁的中国青年正在幽默价值认同之路上相向而行,西方幽默正在向东方幽默递交接力棒。
第二个标志:中国的喜剧艺术开始出现某些新的题材,这是对“歌颂性喜剧”的大一统格局的一种补正。
最近两个多月,北京卫视播出的三部电视剧都是对建国70年大庆的献礼片。眼下正在播出的叫《热爱》,它讲的是当代青年的爱情故事,浓郁的幽默感始终伴随着人物和故事,那充满时代感和北京(以及山东)特色的幽默对白,几乎到了“语不幽默不开口”的地步。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梁冠华、柯蓝、刘敏涛,特别是扮演女儿李貌的啜妮和饰演其母万山红的牛莉,喜剧表演频频出彩,分寸也把握得不错。
《热爱》描写的是和平年代的爱情故事,这种题材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幽默色调应该说并不鲜见,而此前播出的另外两部电视剧《光荣时代》与《河山》所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和对敌斗争(破获台湾潜伏特务案),要赋予它们喜剧色彩就有难度了。但即便在这样的舞台上也从头至尾贯穿着形形色色的喜剧人物(如《河山》中的机智形象刘管家、讽刺形象李副司令和滑稽形象范团长)、喜剧场景(如《光荣时代》中公安局长和两名干警郑朝阳、郝平川三人智抢包子那场戏)、喜剧细节、喜剧语言乃至喜剧氛围,这就让观众刮目相看了。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法国喜剧艺术家杰拉尔乌里表现战争题材和对抗性矛盾的轻喜剧电影《虎口脱险》《王中王》就译成汉语,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喜剧经典??上Ъ甘昀脆笥谡位肪乘蓿Х缕浒裱硎导吡攘?。今天,《光荣时代》与《河山》终于在如何运用喜剧手法来表现战争题材和对抗性矛盾这条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三个标志:中国的喜剧艺术不仅出现了新的题材,而且创造出新的品种。
和题材相比,品种的创新难度显然更大。几千年来中国艺术创造的新品种,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无非是戏曲和曲艺。而19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在喜剧品种上的创造有二,一是“喜剧小品”,二是“脱口秀”。
三十多年来,“喜剧小品”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翻”。第一翻从1983年开始,京、津为首的一批艺术家让小品从课堂走向舞台,完成了一次演艺样式的创造;第二翻从1986年开始,陕西为首的一批艺术家让小品从舞台走向荧幕、从演出走向比赛,实现了一次艺术传播样式的创新;第三翻从2014年开始,京、沪为首的艺术家让陷入低谷的小品凭借一批“季播类综艺喜剧”电视栏目,同时实现了演艺样式和传播样式的双重创新,完成了精品化、时尚化、风格化、综艺化的改造。
脱口秀是一种舶来品,从19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间,中国一批电视艺术家先是引进TaIk Show(谈话展示),将其改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谈话节目”,即“非表演性脱口秀”,其代表就是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1993)和央视的《实话实话》(1996)。后又引进Stand up Comedy(独角喜剧),将它改造成为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性脱口秀”,其代表就是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2003)和《壹周立波秀》(2009)。
“中国脱口秀”既不同于外国脱口秀的初始形态,又有别于本土相声的艺术规范,而是一种崭新的独树一帜的喜剧表演艺术的雏形,它和“小品”从一种教学手段蜕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喜剧表演艺术样式一样,是当代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对艺术形态学的两大贡献,成为中国走向“喜剧美学新时代”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个标志:中国的喜剧艺术历史地形成了若干风格迥异的“喜剧重镇”,它们你追我赶,此消彼长,不断地重新洗牌。
在中国的喜剧地图上,北京的地理和政治优势加上悠久的幽默传统,使之成为中国喜剧文化众望所归的中心和集散地。
就喜剧传统而言,天津可与北京齐名,中国的传统相声虽源于北京,却兴于天津。侯宝林、马三立、常连安、刘宝瑞四大家,或系天津人,或原籍北京,却扬名于天津。
和京津几乎同时崛起的东北喜剧,是中国喜剧版图上风格最为鲜明的一支劲旅,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一直引领着华夏喜剧文化之风骚。近年来由于两位主帅赵本山和黄宏接连受挫,或“临阵惜别”,或离职而去,使中国喜剧面临一次新的洗牌,在中国喜剧地图重新绘制的历史关头,陕西喜剧迎来了东山再起的难得机遇。
(三)陕西喜剧的回顾与思考
新时期陕西喜剧艺术的勃兴,发端于1970年代下半期。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的娱乐功能的逐渐恢复,使得以轻松性和娱乐性为特征的喜剧得以一展身姿。动乱年代的人妖颠倒和变革时期的新旧撞击,为艺术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喜剧素材。外国文艺作品中的现代幽默意识通过多种渠道为嗷嗷待哺的陕西艺术注入了催化剂。于是,在陕西艺术的各个门类中,喜剧性作品的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文学到话剧、戏曲、电影再到曲艺,都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喜剧力作:小说《诗圣闯大头》和《关中冷娃》,戏曲《屠夫状元》和《六斤县长》,话剧《小长安》和《去年的中秋节》,电影《黒炮事件》和《错位》,独角戏《秦腔、歌舞与离婚》,喜剧小品《产房门前》,音乐相声《千歌万曲》……它们和杂文、美术、电视、音乐、舞蹈等领域中的喜剧性作品一起,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陕西喜剧世界,构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文潮。
但是,直到1986年举办“首届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之前,陕西喜剧艺术家一直被分割在各种传统艺术样式的艺术家群体中,而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陕西喜剧艺术家群”。1986年那场开风气之先的“小品电视表演赛”不仅揭开了陕西乃至全国“演出性小品”走向荧幕进行表演和比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陕西喜剧艺术家群自立门户、自成一“群”的历史。从此,陕西喜剧艺术家群开始与陕西作家群、秦腔艺术家群、西部电影家群、长安画派并驾齐驱,以自己特有的喜剧美学风貌打出潼关,走向北京,受到全国瞩目,并进一步使陕西成为全国三大“喜剧重镇”之一。
陕西喜剧艺术家群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陕西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它并不具备另外两个“喜剧重镇”——京津、东北那样长期积累并一以贯之的喜剧渊源。尽管如前所述,我们陕西人的老祖宗曾有过“俳优”和“曼倩之风”,陕西老百姓也有“冷幽默”的传统,但当代陕西文化的安身立命之本,似乎更多的还是“历史文化”,比如绵延数千年的长安文化,还有持续十年的延安文化。同时,这种“历史文化”又以“正剧文化”(而并非喜剧文化)为其核心审美取向和基本艺术样式。这构成了陕西的“黄土文化”同东北的“黑土地文化”、北京的“大杂院文化”、天津的“曲艺文化”乃至四川的“龙门阵文化”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因此,如果说,京津、东北成为全国“喜剧重镇”是顺理成章的“典型”现象,那么陕西这个“重镇”的异军突起可以说是一个有违常规的“非典”现象。因此,回顾三十多年来(1986—2019)陕西喜剧走过的这条特立独行之路,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启示。
启示一:陕西喜剧界抓住1980年代三股“热潮”的历史机遇,突破陕西“正剧文化”的总格局,开启了走向“喜剧重镇”的破冰之旅。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春”,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和未来的“喜剧人”来说,这个“早春”所带来的“解冻”,集中体现为三股席卷全国的热潮,这就是“思想解放的热潮”以及“喜剧热”和“喜剧美学热”。陕西理论界、艺术界、外语界、传媒界一批敏锐的知识分子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势而为,通过“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1985、1986)、“陕西省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 (1986—1992,每年一届)和陕西省及全国喜剧美学研究会(1985、1986)等几个崭新的窗口,凝聚起一批精英,以省市艺术(戏剧)研究所、省市话剧院和陕西电视台为阵地,以《喜剧世界》(1988年创刊)和《艺术界》为麦克风,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的鼎力支持下,硬是在崇尚正剧的陕西文化总格局中撬开了一道缝,迈出了走向全国“喜剧重镇”的破冰之旅。
启示二:陕西喜剧界充分重视喜剧理论对喜剧实践的反哺作用和激励作用,促进理论与实践共生共荣,推动陕西喜剧步入快车道。
艺术理论本是对已有艺术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但一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反过来就可以对实践产生引导的作用,我把它称为“反哺”作用。其他省市有些地方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或脱节,或抵触,陕西则相对比较和谐。这可能是因为在走向“喜剧重镇”的路上,特别是在“破冰”的前期,陕西理论工作者不仅有效地发挥了观念和意识上的反哺功能,而且对陕西喜剧的总体发展起到了激励的甚至破冰的作用。在全国六届研讨会、陕西十多届研讨会和十届小品赛、四届喜剧精品鉴赏晚会的创办和实施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并肩合作、相互携扶、共创辉煌的感人场景。
启示三:陕西喜剧界十分重视喜剧“平台”的作用,不断创建,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使陕西喜剧拥有源源不断的练兵场和推广窗口。
陕西喜剧其所以能够从“历史文化”和“正剧文化”的浓郁氛围中脱颖而出,并在各个艺术门类均推出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拥有几个相当不错的平台:一是基本定期举办的“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和“喜剧精品鉴赏晚会”;二是省市电视台几乎每年都要举办的春节晚会;三是其他文化部门以及各行各业定期不定期举办的各类喜剧表演、展演和赛事。这些平台作为展示台、PK台、练兵场和推广窗口,对陕西喜剧出本子、出作品、出人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其中,一个“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一个“喜剧精品鉴赏晚会”,再加上“喜剧美学”和《喜剧世界》,是陕西四代喜剧人对中国喜剧做出独特贡献的“四大发明”。
启示四:陕西喜剧界认真记取世纪之交那次“马鞍形”创钜痛深的历史教训,力求使陕西喜剧少走弯路,少出现乃至不出现新的大的“马鞍形”。
从20世纪80年代起,陕西喜剧经历了三个落差颇大的历史阶段:1980—1995这15年,陕西迅速崛起,成为全国三大“喜剧重镇”之一。下一个15年(1995—2010)走入低谷,使陕西喜剧的发展历程出现一个“马鞍形”。从2011年起,陕西喜剧重整旗鼓,又迎来新的收获季节。
马鞍形的出现说明,在陕西这块正剧文化根深蒂固的土地上要确立喜剧文化的一席之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一旦喜剧文化出现滑坡甚至断层,则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从2011年开始,陕西喜剧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滑坡的严重性。面对陕西喜剧整体水平的大幅度滑落和庸俗化乘虚而入,我和幼贝、增祥、赵安、久尧几个人反复讨论,先后提出了几个口号:“重振陕西喜剧”“开启陕西喜剧新起点”“让陕西喜剧重新走向全国”。并于2012年4月19日,由全国和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发起,联合省剧协、省艺研所等单位,在省文化厅支持下,召开了名为“重振陕西小品”的座谈会。包含悲壮色彩的“重振”二字击中了与会者的敏感神经,成为六十多位名界代表情绪的爆发点?;岷螅还尚碌摹跋簿缧纭币郧八从械牧Χ戎匦鹿纹穑撼锇臁爸泄簿缑姥?0年”系列活动,出丛书,开研讨会,举办陕籍笑星经典喜剧晚会,开展小剧场演出,为全国和陕西大赛推荐节目,组织会演和比赛,举办“省首届小品文华奖暨第九届喜剧小品电视大赛”……经过整整两年的酝蓄,到2014年,陕西喜剧终于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
启示五:陕西喜剧界注意处理好娱乐性与思想性的对立统一关系,逐步形成了“爆而不俗,乐而有品”的美学风格。
应该承认,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有自己比较重要、比较适宜的功能。比如音乐、舞蹈比较适于歌颂抒情,用于讽刺、批判则需要克服一些障碍;而相声、喜剧小品、脱口秀等喜剧艺术恰好相反,比较适于讽刺、批判,用于歌颂、赞美则有一定难度。
长期以来,出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需要,喜剧的歌颂功能被强化了,讽刺功能受到抑制,并为之设定了太多的禁忌。其结果,一是喜剧变成了“歌剧”,我们的艺术家往往是在一个缺乏喜剧冲突的“正面环境”中去追求使人发笑的喜剧效果,把喜剧演成了撒点喜剧胡椒面的正剧,于是概念化应运而生。二是喜剧的讽刺矛头不能面对一些有价值的对象,只好指向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和一些无关痛痒的琐细话题乃至低俗话题,于是庸俗化应运而生。
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陕西喜剧逐渐形成了一种粗中有细的“羊肉泡馍”风格,其基本美学特征就是“爆而不俗,乐而有品”。“爆而不俗”,就是重视现场效果与思想内涵的统一;“乐而有品”,就是追求娱乐性与审美品位的结合。这两句话、八个字不仅包含着处理好娱乐性与思想性的关系,也包含着处理好歌颂与批判的关系。
(四)“光荣源于1980年代之梦想”
2006年1月20日20:15,我在家里打开电视,恰好听到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许戈辉从荧幕上满怀激情地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今日之光荣源于1980年代之梦想?!?/span>
用这句话来总结中国喜剧美学的兴起和陕西喜剧的发展历程,真是再恰切不过了。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喜剧热,也就不会有我们的喜剧美学。在历史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他有机会——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赶上历史的的班车,那么他的能量就会像核裂变似的,以几何级数释放出来。陕西喜剧人的幸运就在于,我们学术、艺术的春天同我们民族复兴的春天重合了!
如果说,三十多年来我们曾经做对过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当历史的机遇刚刚展露头角的时候,我们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它,坚定地把握住了它,并努力创造出新的更大的机遇。于是,我们大家,包括在座的各位,还有那些没有出席这个会议的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沿着这条通往“喜剧美学新时代”的风雨之路,一路同行,一直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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