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莉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主体的内地商人在蒙古地区、中俄边境甚至欧洲腹地开展的长途贩运贸易日渐繁盛。内地商人主要聚集在蒙古地区和恰克图地区，构成北路贸易①中两股非?；钤镜牧α浚餐俳夜辈渴谐〉姆比?。由于汉蒙贸易与中俄贸易的贸易主体相近，以往的文献及研究将其视作一个商人群体，统称远赴蒙古和俄罗斯进行商贸的商人为“俄蒙商人”。本文认为虽然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主体相近，但两大区域贸易在交易的商品种类、交易方式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应该视为两大商人群体进行研究。1727年到1911年间是汉蒙贸易与中俄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将这个时期的旅俄商群体与旅蒙商群体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导致两者差异的深层因素，有利于客观地考察在清中后期北部市场体系中单个区域市场的发展状况，并深入剖析北路贸易对近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旅蒙商与旅俄商发展概况

旅蒙商指经营汉蒙民族贸易的内地商人群体，旅俄商为从事中俄恰克图国际贸易的内地商人群体。旅蒙商贸易的兴衰与清王朝发展历程紧密相关?？滴跄昙洌蕉ǜ炼づ崖?，清军进入蒙古草原作战。为保证军需供应顺畅，政府允许商人们开展随军贸易。商人在满足军需外，亦与沿途蒙民交易。由此，旅蒙商贸易逐渐兴起。乾隆年间，旅蒙商在商品种类、贸易范围与资金积累等多个方面空前发展，并出现地区垄断性的大商号。归化城中有三大商号最负盛名：大盛魁、元盛德与天义德?！叭蠛抛呋酰餍懈饕?。”其中以大盛魁为最，被誉为近代最大的旅蒙商号。旅蒙商的商贸活动分通事业、居间业、杂货业与谷蔬业四种②。大盛魁主营通事业，其它三类均有涉猎，在众多旅蒙商号中最具代表性，本文的旅蒙商部分将主要以“大盛魁”的商业活动为视角进行研究。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进入蒙古市场，打破旅蒙商的垄断局面。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独立，宣称所欠旅蒙商的巨额债务无效，并逐步遣返旅蒙商，由此旅蒙商贸易彻底衰落③。大盛魁商号亦兴起于康雍乾三朝的随军贸易，在其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垄断着喀尔喀蒙古（今外蒙古）的贸易。初期，大盛魁在乌里雅苏台设总号，科布多城和归化城设分庄。后期，其总店南迁至归化，以归化城为基地，往前后营（乌里雅苏台城和科布多城）展开贸易活动。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包括印票、日用百货、牲畜与皮毛药材四个方面。

旅俄商贸易深受中俄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雍正五年（1727年），在俄国使团的努力下，两国政府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随着恰克图城与买卖城的修建，旅俄商贸易逐渐发展。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官方商队入京互市贸易停止，恰克图贸易走向兴盛，并在道光时期（1821-1850年）进入空前繁荣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深入中国内地采购，甚至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使用机器生产，恰克图贸易开始衰落④。1903年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沉重打击了恰克图贸易。1911年外蒙独立，旅俄商贸易彻底终结。

从1727年到1911年，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偱着相似的轨迹发展。两者均兴起于康乾盛世，式微于鸦片战争，最终衰亡于外蒙独立。相同的时代背景，有利于更加客观的对比分析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

二、旅蒙与旅俄商贸易的比较分析 

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易程序、交易方式、商品种类与交易公平性上。

（一）商品交易程序

旅蒙商分行商与坐贾两种，其交易程序大相径庭。行商深入草原开展流动贸易，又称“出拨子⑤”。每到春夏之交，旅蒙商人组建流动商队，用驼队装载蒙民所需货物，向大草原进发。出拨子的目的地，一般在王府或寺庙附近。运销的商品首先满足王公贵族及上层喇嘛的需求，然后由普通牧民赊购。大约过五、六天，商队便移向他处。待到秋冬时分，商队所携商品基本销售完毕，商人们便收集其换得的牲畜，踏上归途。随着贸易的发展，旅蒙商在王府、寺庙等人口密集之地开设固定的杂货行、货栈，与蒙民进行交易，此为坐贾。乾嘉以后，永久性商铺日益增多并聚集，形成库伦、多伦诺尔及贝子庙等多个著名的商贸集镇。在实际交易中，这两种形式同时被采用。大盛魁商号在前后营均设有分庄，以服务清廷驻蒙的军政人员为主，开展其他各项经营活动。同时，大盛魁利用驼队在各旗开展流动贸易。每年，归化城总号派出大的货房子⑥，到草原上便改组为小房子⑦。商人将货房子组建为多个流动贸易单位，前往各旗赊销货物。此外，大盛魁组织若干流动贸易小组，串蒙古包，做零星售货的生意。贸易小组与蒙民直接进行现品交易⑧。待到牲畜膘肥体壮，大盛魁的收账人员和工人便前往各和硕收账。工作人员到达后，先向王公送礼，然后与当地基层组织苏木的仕官商量收账事宜。各苏木知会牧民，赶上牲畜到指定地点，请收账人员验收。收账完毕，总号再派赶运人员来将牲畜运送至归化市?、?。在“出拨子”过程中，乌、科两城分庄提供存放货物的职能——归化城运来的货物以及流动贸易换回的产品。

旅俄商的交易在恰克图城与买卖城中完成⑩。据记载，恰克图通商伊始，双方交易程序较为简单。旅俄商人来到恰克图城，在俄商的货栈或商铺中挑选其所需商品。若对商品满意，旅俄商便上门拜访该俄商，双方一边喝茶一边讨价还价。当谈妥后，双方一起回到仓库，并当着中国商人的面将成交的货物仔细封锁好。此项工作完毕后，双方再一同前往买卖城。俄商精心挑选其想要的商品，并进行严格检查以防上当。为做到有备无患，俄商会委派一名心腹留在仓库中，直至俄国货物交割完毕，此人才带着中国货物返回恰克图城 ⑪。乾隆年间，政府官员加强对交易过程的管理。旅俄商抵达恰克图之日期被详细记载于档案中，其与俄商的交易须按日期之先后次序开展，不可逾越。同时，商人们须遵照已议定的价格进行交易⑫。交易结束后，旅俄商不可立即返程，须在买卖城住满三个月，与所有商人一同返还⑬。

在交易程序上，两者差异明显。旅蒙商的流动贸易商队，颇有当代“送货上门”的意味。后期，坐贾形式亦有所发展，但主要集中在归化城等大的商贸城市中，广大草原地区仍以“出拨子”为主。旅俄商在恰克图这一批发市场上即可完成交易，且清廷官员参与其中。

（二）商品交易方式

旅蒙商在外蒙采取物物交换与信用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在交易中，砖茶、绵羊与银两都曾作为价值尺度衡量商品价值，促进商品的周转⑭。蒙古以游牧业为主，银钱等硬通货贫乏，蒙民只能用牲畜换取其所需的商品。但畜牧业生产季节性强，日用品需求却不受季节限制。故，蒙民用信用先取日用百货，以未来产出作抵押⑮。春夏之际，旅蒙商满载货物至牧民营地，将货物赊销给蒙民。秋冬时节，商人便携带账簿前往草原向牧民们结算收账。在收账时，旅蒙商通常不会一次性收清其所有债务，而是留下一部分，待来年清偿。在丰年时，王公贵族或普通牧民亦不会将全部牲畜换为货物。此时，收购牲畜的旅蒙商会向蒙民出具商号自制的“钱帖”，次年旅蒙商商队到来时，蒙民可凭借“钱帖”交换其所需的商品?！扒痹诼妹缮堂骋字行庞闷母?，若“钱帖”毁坏或遗失，经查实可补发。旅蒙商号利用其与牧民的“信用关系”私印“钱帖”，充当货币流通，在其交易活动中长期使用⑯。不容忽视，赊销交易存在风险。因此，借助当地王公贵族的权威，旅蒙商使用由地方政府担保的印票⑰开展赊销业务。大盛魁获得清政府颁发的“龙票⑱”，取得在外蒙多个旗放“印票”账的特权，逐渐成为外蒙市场上具有垄断性的大商号。大盛魁商号的“印票”业务（本文仅指货物赊销），与其流动商队的贸易同步进行。商队将货物赊销给王公贵族或串蒙古包赊销给牧民后，王公会开具“印票”，由此放“印票”账的工作完成。收“印票”账时，掌柜与货员深入各旗各部，只收羊马，凡挑选上的羊马，打上火印，统一由货房子接收。

在旅俄商贸易中，交易方式经历了从物物交换到以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转变过程。恰克图通商伊始，中俄双方约定采用易货贸易方式，实际贸易中金银偶尔被作为交易媒介⑲。在18世纪，旅俄商在中俄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为抑制白银外流至中国，俄国政府在1800年制定恰克图贸易规则，完全排除现金结算和使用信贷。规则明令禁止使用货币进行交易，且不允许赊账行为，赊给或者赊欠中国人货物都是被禁止且有被处罚的危险⑳。在易货贸易中，商品计价以畅销货为单位。嘉庆五年（1800年）之前，南京小土布是恰克图市场上出口量最大的商品㉑，被用来评估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1801年后，茶叶替代小土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评估商品的唯一价值尺度㉒。19世纪后，在禁止金银及信贷的政策主导下，俄国在恰克图市场上严重入超23。为改变贸易赤字的境况，俄国政府被迫改变贸易规则。自1854年起，俄商在恰克图贸易中可以使用金银。在19世纪后期，赊销行为似渐被允许24。

从交易方式来看，两区域贸易均经历物物交换的阶段。在这200年间，旅蒙商贸易一直采用物物交换的形式，而旅俄商贸易在19世纪中期从易货贸易转变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此外，信用交易一直贯穿旅蒙商贸易整个交易过程，并发展成旅蒙商的主营业务之一。但赊销行为在旅俄商贸易中一直被抑制，尽管后期双方政府放松管制，赊销并未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交易方式。

（三）商品种类

在旅蒙商贸易中，商人向蒙地输入蒙民生活所需的日用百货，换回牲畜和皮毛等。对于大部分生产与生活资料，蒙民无法实现自给，因而十分依赖旅蒙商的运销。大盛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凡蒙民所需，均尽量采购，因此“集二十二省之奇货25，经营商品齐全。表一列举其中十几种商品的明细。

表1     大盛魁向外蒙地区输入商品明细表26

此外，大盛魁因地、因时制宜，根据市场需求灵活组织商品供应。每年冬至，大盛魁用白面和羊肉包成大量的“扁食”（即饺子），冰冻后作为春节的应时商品运销外蒙各地。大盛魁贩回的商品以牲畜、皮毛和药材为主。牲畜主要是羊和马，在贩运羊马最多的时期，大盛魁每年可收购羊十到二十万只左右，马在五千到两万匹左右。早期，大盛魁仅采集利润价值高的珍贵皮张转销内地。鸦片战争后，皮毛成为大批量贩运购销的商品。除牲畜、皮毛外，大盛魁还经营药材、蘑菇和金沙等30。

从18世纪到19世纪，恰克图贸易中双方贸易结构均有过改变。表一、二数据31显示，旅俄商输入俄国的大宗商品经历过从绸布到茶叶的转变，从俄国换回的商品则从以皮毛为大宗转变为以具有高附加值的毛、棉等工业制品为大宗。此外，大黄是中国向俄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由青海回民穆氏专营32。

表2：18—19世纪 中国输至俄国主要商品贸易额及其比例（单位：1,000卢布，%） 

表3：18—19世纪 俄国输至中国主要商品贸易额及其比例（单位：1,000卢布，%）

总体而言，旅蒙贸易中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而旅俄贸易中商品类别相较简单。在众多商品中，茶叶最为重要。汉蒙贸易中，茶叶始终是旅蒙商运销的大宗。在整个18世纪，绸布为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宗。迨至19世纪，茶叶在恰克图市场上独占鳌头，而布及毛呢织品成为俄出口至中国的大宗。 

（四）交易的公平性

从平等贸易的角度来看，旅蒙商贸易的不平等与与旅俄商的公平交易形成鲜明对比。

旅蒙商在蒙古高原上的贸易来往是不等价交易33。其一，操纵物价。在交易中，牧民往往处于弱势，旅蒙商借其不知晓市场信息的优势高价出售商品。大盛魁利用其货物齐全资金充裕的优势，上下其手操纵物价。以砖茶为例，在归化城一块砖茶值三钱多银子，一般旅蒙商将砖茶运至前营可售四钱，大盛魁则以五钱银子起算，并为预订在限内降价而提高至八钱34。其二，利用赊销进行盘剥。春夏时节，旅蒙商赊销给蒙民其所需商品，双方并不议定商品与牲畜价格，仅记下所赊销商品的数量。待秋冬归来，商人按秋天的市价来收点牲畜与畜产品。在这个简单的赊销过程中，旅蒙商的盘剥体现在三方面。首先，畜牧业是典型的季节性产业，秋季是其销售旺季，此时可低价购进。其次，在赊销记账时，旅蒙商一般会折价计算牲畜，提高其所售商品的价值。例如，在放“印票”账时，砖茶便以高于市价的水平来计算，而蒙民以绵羊还印票账时，竟作价低于市价75%以上35。最后，旅蒙商以赊销商品为本金，对其加计利息，到期以实物还本付息36?？杉妹缮淘谏尴讨?，一般高价格销售日用百货，以低价折收牧民的畜产品，又以高利息计息，一次交易可获三重利润，人称“一羊三皮”之利。此外，旅蒙商不让牧民一次性偿清其所有债务，通常保留一部分，以便来年收取增殖利息。故“商民以值数饮之砖茶，赊与蒙古，一年偿还皆不收取，必欲按年增息，年复一年，索其大马而收之37”。由此可见旅蒙商对蒙民的盘剥之甚，旅蒙贸易的不平等亦显而易见。

旅俄商贸易则相较公平。其一，“买卖事宜均随其所愿38”。交易双方互通有无，以平等互利为贸易主旨，交换各自感兴趣的商品。其二，明码标价，严禁欺诈等行为。旅俄商“大都是在商号里按事先商定的价格，并由商界选出的四名监督人出面成交39”。不遵守规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甚至被取消经商权利。俄国商人按照地域与行业组成六个公司40，并选出代表进行估价。估价公司会分别评估两国商品的价值，并估算商品间的互换比率41。价格确定之后，俄商都必须遵守。其三，旅俄商贸易是在两国政府的管制下进行的。为保证贸易良好有序进行，两国政府分别在恰克图城与买卖城设专门管理官员，并发布各种管理文件约束本国商人的贸易行为。中国政府发布有《清政府对商人的训令》42等一系列管理文件，俄国政府则在1800年制定一整套恰克图贸易规则43。

三、旅蒙与旅俄商贸易的影响

从18世纪到19世纪，旅蒙贸易与旅俄贸易取得巨大发展。俄蒙商人不辞辛劳远赴蒙古及中俄边境开展贸易，创造出北部市场繁盛的景象，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区域市场的分布状况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俄蒙商在两区域市场上的经济行为存在差异，因而对两区域的影响必然不同。而作为中国市场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旅蒙与旅俄贸易亦共同影响着清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旅俄商贸易促进中俄双方交易商品结构的转型，而旅蒙商贸易中商品结构似未变动。在恰克图市场上，中国输至俄国的商品由绸布转变为茶叶。18世纪，中国的棉织品广受俄国民众的欢迎，并一度充当双方交易的价值尺度。俄国市场对棉布的巨大需求，极大激发国内手工工场的生产积极性。进入19世纪，随着俄国市场对茶叶需求的扩张44，茶叶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独占鳌头。山西晋商应市场需求而变，建成集产、运、销于一体的茶叶经营体系，极大促进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旅俄商贸易的发展，还促进俄国出口至中国的商品结构的转变。在18世纪，俄商主要出口皮毛等原材料，并经营欧洲毛呢织品对中国的转口贸易。中国市场对呢绒等产品需求日渐旺盛，促进了俄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据记载，俄国的工业企业从1804年的2423家增至1854年的9994家45，其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被运往恰克图。另一方面，通过茶叶贸易，俄商赚取大量利润。据记载，19世纪上半叶，俄商以700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在下哥罗德集市上买的1800万元46。旅俄贸易为俄国工业发展提供强烈的技术需求与巨额资本积累，成为俄国工业革命的推动力之一。在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下，俄国的贸易结构由粗放型的原料出口，逐渐转变技术集约型的纺织品出口。呢绒不再依赖欧洲市场，从转口贸易逐渐发展为本国生产并出口。在近200年间，蒙民却一直固守于传统的游牧经济形式，蒙古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似未有太多变化，旅蒙贸易的商品结构亦未有太大变动。由此可见，旅蒙商贸易实质上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对游牧经济的补充，而旅俄商贸易体现出中俄两国的强烈互补性。

贸易发展对货币流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易方式上。旅蒙商贸易中，物物交换与信用交易的交易方式始终未变。随着旅蒙商贸易的深入开展，外蒙市场愈加依赖于旅蒙商贸易的赊销交易形式。由此，“印票”逐渐形成，并成为旅蒙商最为重要的基本业务。旅蒙商号大盛魁是最大的印票庄。通过放“印票”账，大盛魁可以垫支清廷驻蒙军政人员的各项费用，并满足普通牧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及王公贵族奢侈消费的需要，还包办清政府在外蒙征收的捐税。在高利贷的压迫下，贫困的牧民无力改变现状。而作为此种交易方式的得益者，大盛魁及政府官员亦无动力改变。因此，赊销交易方式一直贯穿于旅蒙商贸易中。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中，两国政府一直坚持物物交换的政策，且严禁赊欠。但在实际交易中，偶有俄商将银币改铸粗鄙的银器，充当交换手段。直至19世纪，在中俄贸易的推动下，俄国的生产得到发展。随着机器生产的引进，棉纺织业迅速发展，不仅实现自给，还向中国出口。在禁止金银及信贷的政策主导下，俄国中部各省生产的工业品向恰克图的输入量缩减，破坏双方易货贸易的基础，导致俄国在恰克图市场上严重入超47。为改变贸易赤字的境况，俄国政府准许俄商使用黄金与白银偿付中国商品。而这种新的交易方式，使得俄国“贸易有了一些起色48”。

相异的交易程序，导致两贸易区域内市场分布的不同。为顺利进入外蒙市场，满足上至王公下至牧民等多个层次的蒙民的需求，旅蒙商因地制宜采取“出拨子”的经营方式。大盛魁便是以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城及科布多城为据点，派出流动的贸易驼队，深入蒙古草原各个盟旗展开贸易。随着大盛魁等大型商业资本形成与集中，归化城等几个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中心，而在各盟旗中亦形成许多规模不一的商贸市场。因此，随着旅蒙贸易的发展，蒙古地区形成以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城等多个城镇为中心，以各盟旗重要集镇为辐射点的分散型市场格局?！赌岵汲踉肌非┒┖螅卸砻骋字饕烤┦ナ?、库伦互市和黑龙江互市，并形成库伦、齐齐哈尔等多个贸易据点49。1727年，《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两国商人可在鲁祖海与恰克图两地进行免税贸易50。次年，恰克图城建立，晋商率先进入该市场开展贸易。旅俄商贸易日渐繁荣，其他据点逐渐衰落，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核心纽带城市，并在恰克图城形成一个统一有序的市场，中俄贸易几乎完全在这一市场上完成。

旅蒙与旅俄贸易的开展，不仅促进各区域相关边贸城镇的繁盛，还共同推动国内相关产业及城镇的发展。旅蒙商初“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后逐渐在蒙古各地区建立固定性店铺。随着旅蒙商资本剧增，归化城、包头、多伦诺尔等地逐渐成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商业重镇。据俄国人的记载，在科布多城、库伦等多个城市内，均建有买卖城51。买卖城内，门市林立，人烟繁盛，各类手工业商铺、茶庄、钱庄一应俱全。时人盛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语，亦反映出旅蒙商对蒙古重要商业城镇兴起的推动作用。旅俄商贸活动的开展，推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城镇的发展52。为满足中国市场对皮革及毛呢等产品的巨大需求，西伯利亚地区的色楞格斯克县、伊尔库茨克等地纷纷建立皮革企业与制呢工厂53。恰克图贸易的开展，为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促进该地区工业部门的兴盛与发展，为城镇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作为北路贸易中最为活跃的两股力量，旅蒙与旅俄贸易还共同推动国内相关产业及城镇的发展。在汉蒙及中俄贸易中，茶叶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俄蒙商全面参与到茶叶的种植、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良好地保证茶砖的高质量54。在茶叶贸易的推动下，晋商走出一条绵延1.3万公里的漫漫茶道，茶道沿线的城市亦渐趋繁盛，其中以张家口最为著名。张家口是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俄蒙商人均在此设商行与货栈，自恰克图与外蒙运回的皮毛等产品都是先运至此，再转运内地。至清末，“张库通商日繁一日，每年进出口约合口平银一万二千万两55”。清政府在张家口设有税卡，关税收入颇丰。为满足长途贩运贸易对资金的巨额需求，张家口的金融业十分兴盛。据统计，道光三十年，至少有京师、汉口、天津等13个城市与张家口通汇，其往来商号主要有兴盛德、裕兴昌、源泰昌等19个，汇兑金额共计164364两56。因此，当代学者称张家口为塞北地区的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57。

四、政府政策与贸易的相互作用

旅蒙商贸易与旅俄商贸易间的差异与清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清王朝坚持“以农为本”，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且自诩为天朝上国，始终奉行“闭关锁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在严峻的政策环境下，俄蒙商人坚持在中国北部边境开展贸易活动，并创造出灿烂而伟大的万里茶道文明。清政府的政策如何影响俄蒙商人的经济行为？俄蒙商贸易的发展如何引导着政府的经济决策？反之，新的政策对贸易又有何影响？毫无疑问，政府政策与贸易的相互作用始终贯穿于北路贸易兴衰成败的历史过程中。

清朝在统治边疆时，遵循“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的基本方针58，实施“封禁”政策。因忌惮蒙古强大的军事力量，康雍乾三朝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等地推行盟旗制度59。清廷为各盟旗划定牧地，“各部蒙古不得越旗畋猎60”，且禁止蒙古各部之间进行贸易与通婚。盟旗制度的实施，有效的防止蒙古形成统一的力量，与旅蒙商“出拨子”的经营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此外，清廷亦限制汉蒙交往行为，禁止汉蒙通婚61，并对漠北旅蒙商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62。在经济上，清廷严禁汉人入蒙发展农垦，坚持发展游牧经济。在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主导下，蒙古生产单一，蒙民“以肉为饭，以酪为浆”“衣皮革，处毡庐”，无法自给铁器、绸布等物资，且“见中国茶叶则宝之”。为巩固满蒙联盟，清廷开放张家口、归化城等市场，尽力满足蒙古人的物质需求?？涤呵诘厣倘私柚婢骋字鸾シ⒄刮妹擅骋?。对于旅蒙商的贸易行为，清廷颁布“部票制度63”进行严格的管理。旅蒙商前往蒙地贸易，须将姓名、货物数目、所往地方、启程日期等信息详细登载，并在地方衙门领取部票时。贸易完成后，商人要到贸易地的地方衙门换取路引，方可返程。若再去他处贸易，商人须到地方衙门申领部票。贸易完毕，商人回到申领照票地点，前往衙门将凭证查销64。短期来看，清政府的政策使蒙古在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蒙古各部之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关系，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地位日渐稳固。长期来看，为节省管理成本，清政府政策引导蒙古市场形成垄断格局。在清政府与蒙古王公贵族的政策支持下，旅蒙商号大盛魁在极盛时期几乎完全垄断整个外蒙市场。大盛魁被清政府授予“龙票”，拥有最高统治者所给予的特权。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诏令严格检查旅蒙客商的经商票照。未持票照或票照过期的商号被驱逐出境，而深受蒙民欢迎的商号被颁发专营许可证。清查结束后，为方便管控，理藩院与蒙古旗署要求取缔旅蒙商号随意经营高利贷的权利，选定几家大商号承揽印票生意。凭借雄厚的资本积累、广泛稳定的商品购销系统及良好的经营业绩等优势，大盛魁获得在外蒙大部分地区的经营特权。从此，大盛魁商号经营范围加大扩展，在放债、收账方面亦有更多便利，开始走上垄断大商业的道路65。同时，大盛魁与蒙古王公贵族建立稳固的利益关系。每三年，乌、科两柜（前后营）会与爱玛克衙门及其相与的王府召开会议，商议要货的品种、数量、价格以及抵债的牲畜价格等条款66。一经定价，不得改动。总号照单进货，运往乌、科两柜。随着资本不断扩大，大盛魁包办了前后营地区几十个和硕的王府用货和台站的差务，取得了许多王公贵族的信任。光绪年间，天义德与大盛魁在印票生意上竞争加剧。在一次“楚古拉”会议上，大盛魁获得更多王公的支持，天义德宣告失败。由此，大盛魁的垄断地位日益稳固。在外蒙市场上，大盛魁大搞垄断经营，不仅操纵物价，还控制归化城几大重要商品的开盘行市，并支配“崇厚堂”等旅蒙商号管理组织的运行。清廷的政策促成旅蒙商垄断经营的局面，旅蒙商利用其优势地位稳固清政府政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其在蒙古的垄断地位。旅蒙商在蒙古地区长期的垄断经营，大搞“印票”放高利贷，造成蒙古牧民的贫困，激化底层牧民对清王朝的不满，为外蒙独立埋下隐患。

对于恰克图通商，中俄两国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正如当代众多学者所诟病，旅俄商贸易仅实现物质上的平等，在精神上始终是不平等的67。清政府准许恰克图通商的本意是维护边疆的安定，稳固清王朝的统治?！肚】送继踉肌分械奶蹩?，可视为清政府为维护边界安宁所做出的让步。俄国政府积极促成恰克图通商，是为从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事实上，双方都通过旅俄贸易达成各自目的?！赌箍迫恕吩又驹?841年称赞恰克图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68”。俄国人甚至声称：“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他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财富的宝贵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69?！倍逭怨乇涨】送济骋鬃魑饨皇侄?，使俄方在中俄边境摩擦中屈服。清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曾三度关闭。俄国过于依赖恰克图贸易，在闭市期间，俄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习惯消费中国产品的外贝加尔地区的民众生活深受影响，“人们陷入极大地恐慌之中70”。因此，闭市几乎均以俄国妥协而告终，这也使俄国积极谋求开放更多中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爆发后，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中俄贸易的主动权71。1851年，通过《伊犁条约》，俄国臣民获得在伊犁地区的贸易权。随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取得对华海陆贸易权。1862年，中俄达成《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取得中俄贸易中税收优惠的权益。此后，恰克图在中俄贸易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旅俄商贸易亦日渐衰落。

清政府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不重视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始终未正视北路贸易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对待恰克图贸易，清政府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以恩允的姿态与俄通商，使中国失去通过恰克图贸易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在蒙古地区，清政府为实现管理成本最小化，促成若干大商号垄断贸易的局面。旅蒙商贸易的垄断导致不等价交易行为，使蒙古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不可否认，清政府边疆政策亦存在值得肯定之处。在我国历朝历代中，清政府的边疆治理最为成功。边界的稳定，使人们免受战乱之苦，为商人们开展贸易活动提供安稳的外部环境。在处理中俄边界问题中，经济制裁是清政府的重要手段，直至今日仍是世界各国处理国际摩擦的主要方法，体现清政府政策的先进性。在乾隆年间，皇帝曾下圣旨亲自教导中国商人如何在恰克图贸易中获取更多利润，亦能体现政府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同时，俄蒙商人在北路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值得赞扬。在恰克图市场上，两国商人共同努力打破政策约束，促进双方交易方式从易货贸易转变为货币交易，使恰克图市场初显现代市场的特征。而且，在“抑商”的政策环境下，俄蒙商人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步一个脚印将内地的商品、技术及文化传播到封闭的蒙古地区以及遥远的俄国境内，使繁荣活跃的北路贸易成为古代中国贸易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所谓北路贸易，是指与南方沿海贸易相对称的商业贸易往来。从广义上来讲，北路贸易泛指以中原地区汉族商人为主体的，在我国北方（包括西北、东北市?。┧箍母髦置骋谆疃淮酉烈迳侠唇?，它指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汉蒙民族贸易及中俄恰克图贸易。本文是从狭义的北路贸易展开对比研究。北路贸易这一概念最早可寻至王尚义所著的《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本文引用的定义主要参考丰若非的《清代杀虎口实征关税与北路贸易》一文。

2蒙古国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主编：《旅蒙商档案集粹》，第2页。所谓通事业是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居间业是指各路商贩的屯转处；杂货业指专事贩运各种杂货；谷蔬业至在蒙地租种地亩，所产谷蔬销售蒙人。

3蒙古国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主编：《旅蒙商档案集粹》，第218-219页收录了蒙古独立后遣返旅蒙商的文书。

4А. П. Субботин, "Чай и чай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СПб, 1892 г.

5蒙古人称旅蒙商用驼队进入草原流动贸易的经营方式为“出拨子”或“货郎”。

6大房子中每顶房子包括十四把子骆驼。每一把有十四只，共是一百九十六只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四匹，总共是两百峰（匹）。大盛魁通?；岢鍪付シ孔?，少的时候派出八、九顶房子，多的时候是二十几顶房子。若按照15顶房子极端，共有二百一十把子、二千九百四十只骆驼。参考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39页。

7小房子组织的形式比较灵活，可以由一把子骆驼组成，也可以用二把或者三把子骆驼组成。

8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39页。

9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100-102页。

10 А. П. Субботин, "Чай и чай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СПб, 1892 г.

11(德)G·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 《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第28-29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编号2281-019，第1661-1678页。

13 赖惠敏：《清政府对恰克图商人的管理（1755-1799）》，《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4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79-80页。

15 朝格图搜集整理《阿拉善盟旗志史料》，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

16 邢野、王新民主编：《旅蒙商通览》，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7 “印票”是外蒙王公或扎萨克，代表一个部落或一个旗，向高利贷者出具一种盖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借据。放“印票”帐是清朝时期旅蒙商在外蒙地区独有的一种高利贷形式。大盛魁拥有清政府颁发的“龙票”，取得了在外蒙大部分地区经营印票的特许经营权，成为外蒙地区最大的“印票庄”。据说“印票”上写有这样几句话：“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放“印票”账有两种形式：银两放贷和赊销货物。

18 “龙票”是在清嘉庆年间，厉行边禁政策时发出的。它规定了放“印票”账的范围，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上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在外蒙地区，领“龙票”的旅蒙商只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原规定大盛魁放“印票”账的范围是科布多地区金山额鲁特各旗以及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汉等部，而天义德只被允许在在三音诺颜部放“印票”账。

19 (德)G·F·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页。

20 (俄)阿·科尔萨克，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21 (俄)阿·科尔萨克，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22 (俄)阿·科尔萨克，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23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241860年的《北京条约》第七条规定：俄罗斯国商人及中国商人之通商之处，准其随便买卖，该处官员不必拦阻，两国商人亦准其往市肆铺商，零发买卖，互换货物，或交现钱，或因相信赊账，俱可。

25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6页。

26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88-95页的数据整理。

27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每箱三九砖茶是三十九块，一块五十五两重，合三斤七两，一箱子茶共计约一百三十斤。按古代换算，一斤为16两。

28生烟的包装是固定的，每囤一百八十包，每包十两重，一囤生烟共计约一百一十斤。

29走外蒙的点心，用木匣子装，有五斤一匣，有两斤半一匣，有一斤一匣。卖给蒙民的点心，名为一斤，实际十二两。

30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100-122页。

31表二与表三均根据（俄）特鲁谢维奇撰写的《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中附录部分、（俄）阿·科尔萨克撰写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以及丰若非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作用》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32 (清)松筠：《绥服纪略》，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丛书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穆氏家族与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交易大黄的具体情况可参考王世铭的《19世纪穆氏家族与俄罗斯商人在恰克图交易大黄情况》一文。

33杜心宽：《中国精品档案解析之三十：远去的旅蒙商》，《山西档案》2011年第4期。学界有关旅蒙商在蒙地开展不平等贸易的研究较多，在此列举几个典例?！堵妹缮檀笫⒖犯铰疾糠肿哦月妹缮痰纳唐方斜燃垩芯浚橹卸员攘饲昂笥肮榛钦饧父龅厍鄹竦牟钜煲约笆止ひ灯酚肽烈灯分涞募鄹癫钜?，得出了旅蒙商进行不等价交易的结论；陈东升在《清代旅蒙商初探》中探讨了旅蒙商在蒙地开展不平等贸易的原因；刑亦尘在《试析旅蒙商业的宏观经营》一文中谈到，所谓信用交易，就是（旅蒙商）凭借个人、旗府的信用关系，赊销货物，进行不等价交换的贸易形；李治国从成本核算、债务产生的原因与利益分配三个方面，对旅蒙商的不平等贸易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可参考《复杂的利益分配——旅蒙商予以蒙古负面影响的再认识》，《兰州学刊》2011年第4期。

34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98页。

35旅蒙商不允许牧民使用砖茶还印票账，即便可以使用砖茶找零，也只能按周转价格来计算。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80页。

36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71页。

37 (清)松筠：《绥服纪略》，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子部.丛书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72页。

38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746，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1992年版（影印版）。

39 (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年中译本，第 46页。

40 可参考《俄中商贸关系史述》。自打叶卡捷琳娜二世废止和中国的官方贸易并且把该贸易交给了私商之时起，便由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图拉、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喀山和莫斯科的商人组成了6个公司进行恰克图贸易。来自同一个城市且往恰克图运送同类商品的商人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公司。

41 (俄)阿·科尔萨克，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42 (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416页。

43 (俄)阿·科尔萨克，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44Соколов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итайский чай в России: В 3-х тт. [Монография] [Текст] / И.А. Соколов. –

М., 2015. – Том I. – 497 с.: илл. – Серия «Русский чай».

45 (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6А. П. Субботин, "Чай и чай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СПб, 1892 г.

47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48 (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288页。

49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第48-147页。

50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51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2Артемьев А.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русска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статисти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1.-т.2

5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Ирку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ГАИО).Ф.25.Оп.11.Д.12.Л.62.

54А. П. Субботин, "Чай и чай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СПб, 1892 г.

55许檀：《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6黄建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57许檀：《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8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9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60（乾?。肚斩ù笄寤岬湓蚶罚?nbsp;140《旗籍清吏司》，景印文渊阁四库本第 624 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电子版，第434-435页，。

61蒙古国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主编：《旅蒙商档案集粹》，第13页收录<钦差驻扎库伦办事王大臣为民人不准娶蒙古妻室通行晓谕事>。

62蒙古国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主编：《旅蒙商档案集粹》，第58-80页收录当时居住民人（漠北旅蒙商）花名册和保甲门派清册等。

63蒙古国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主编：《旅蒙商档案集粹》，第30-42页收录旅蒙商为开展贸易所请领路引报单、部票清册等。

64田宓：《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谈清代旅蒙贸易及部票制度》，《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

65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12页。

66《旅蒙商大盛魁》记载为每三年一次会盟，但周建波在《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开发与经营》一文中记述，每年大盛魁的代表都要与清廷驻蒙代表、蒙古王公代表举行朝格勒尔会议。周建波教授推测，在最初可能是三年一次，但随着旅蒙商贸易的日益发展，外蒙对旅蒙商依赖加深，会盟逐渐演变为一年一次。

67 [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68 (俄)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70页。

69 (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年中译本，第135页。

70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71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到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