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农村经济和社会领域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40年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怎样的新情况、新变化呢？

一是治理主体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现在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村。一种是人口净流出村，这样的村是一种精英外移的村，就是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外出打工?；褂幸恢掷嘈途褪抢嗨苹ㄔ按逭庵秩丝诩鄞澹梅⒋?，外来人口多，本地人口少。这两种类型的村都面临人的结构变化，人的结构变化就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是治理事务的变化。以前我们如何治理乡村事务呢？有个戏称是“要钱要粮要命”，那个时候村庄治理把这三件事抓好就行了。现在治理的课题是什么呢？是土地流转、村庄环境整治、农业补贴、集体经济管理等等，村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过去“五?；А笔谴寮宓母＠乱?，现在“五保户”包括低保都变成了政府保障的一个部分；以前医疗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现在叫“新农合”，虽然还保留了合作两个字，但是主要靠政府报销且统筹也已超过了自治范围，是以县为单位，不是以村为单位了。

三是治理制度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靠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来要培育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包括村民理事会等等，这表明我们的治理制度本身在发生变化。

主体在变、事情在变、制度在变。这三个变化带来的问题就是乡村治理面临一些困境，有“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说法。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靠自治、法治、德治三大机制。同时，要充分认知自治、法治、德治这三大机制的动态变化，这三大机制的边界也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事情现在适合用自治的方法来解决，未来它有可能更适合用法治的机制来解决。现在法律有要求用法治解决的事情，就不能用自治来解决。自治、法治、德治本身的方式和载体，是在不停的动态变化中的。

作者：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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