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桂荣

我们知道，新工人群体的诞生，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但如果仅溯源于此，我们就很难理解新工人群体以农村为故土的情结，以及城市人口高高在上的自我优越感。

从1953年政务院的《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到1958年出台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到1989年《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等，即使再到现在——2014年9月，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壁垒森然。我自己也是一名新工人，身边也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在某地工作、生活了二三十年，依然只是“农民工”的身份，最多给个“新市民”“新XX人”的称呼，或者办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居住证”或积分入户制度。如果没有对新工人群体历史形成根源的制度性有所了解，就很难知道新工人群体目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群体本身，更应该了解“制造”出我们群体演绎过程的制度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我们群体的应对与抗争策略。否则，很可能就会像《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所说：“中国打工者，不要等到打工者第三代才认清前进的道路”，那样的话，新工人群体所受的“罪与罚”将更多。

我以前有个同事，夫妻俩从小孩将近一岁时离家，6年来为省路费不敢回一次家;有个工友的孩子因父亲常年不回家，20年来没叫过父亲一声爸爸，即便他现在也跟父亲一样加入了“打工”大军……本书中有两个外出时间比较长、但还年轻的工友王福维、王佳，他们一直想着“我要离开工厂，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可在资本为王的今天，他们能逃离到哪里?逃离是否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最佳选项?

如果说第一代的新工人还有切实的故土关系与情结，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新工人呢?这些年轻人对故乡所拥有的，只能是家长和社会主流文化所塑造的乡情了。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新工人个体在城乡之间奔波劳碌，在强大的资本文化攻势下，呈现出一种集体迷失的状态。但不幸中的万幸，不管外界冠以我们多么“优雅”的名号——农民工、打工仔/妹、捞仔/妹……我们终究是人，我们终究会思考我们的迷茫、命运，会探讨社会的公平正义，会关心、关注社会的发展以至人类的进步。正是有“我”的主体性存在，才有越来越清晰地对自身“文化与命运”的思考、探讨、实践，也正是基于这些客观真实的存在，才有了这本《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从2008年起在北京工友之家工作，她在本书中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和“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四部分展现了工友的生命故事及他们的生存状态?！靶鹿と宋幕氖导备隽擞星苛抑魈逡馐兜谋本┕び阎业某稍比绾未尤禾宓慕嵌扔肓⒊〕龇ⅲ剿餍鹿と巳禾宓奈幕逑倒菇?、教育需求满足、经济建设尝试等实例，让读者看到了新工人群体在互助合作、自我满足上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洞理论与口号，而是基于长期的实践探索的经验凝结。这样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改造者在新工人群体中还不够多，但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新工人群体结束“罪与?！钡南Ｍ?/span>

当然，本书并不是全部几亿新工人群体思想与行动的集成，想要一本书穷尽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思想与行动是不现实的。读者要想多了解新工人群体的现状与未来，还是应在本书的基础上，多多关注现实中的新工人群体。

(本文为吕途著《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法律出版社于2015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