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这十二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犹如历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他们的人生经历串联起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至一九四九年之后沧桑巨变的百年。由著名历史学者雷颐所著的《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再现了明灭浮沉之间，晚清民国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苦苦寻觅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家国前路的探索史。

容闳的价值一直被低估

雷颐：我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年头了，最早是80年代研究洋务运动，其中谈到洋务知识分子，接触过容闳，没有专门研究过，只知道容闳是中国现代留学之父。

后来我又研究容闳，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低估了容闳。他很早就到美国耶鲁学习，回国后便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他身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哪种力量能够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加入它里面推动，但我决不依附于它。如果另外一个政治力量更能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去参加那个政治力量。而不是我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就必须紧紧地跟它在一起。他有一种超越性，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他是一个很偶然的个例。

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多，这本书里面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是身份制的国家观，国家相当于大家，皇帝相当于父亲，儒学讲的皇帝必须是慈父，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你的子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接受了契约制国家观才有公民意识。梁启超的重要贡献，他是严父，是一个群像。他把权力的观点引入中国，梁启超提出了儒家的仁政和现代的民主、法制、立宪是什么关系。梁启超认为仁政还是说要当好皇帝，权力还是在皇帝这儿。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强调的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仁政在古代很好，现代已经过时了，儒家过时论是从梁启超开始的。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北大的老师，当图书馆编目组的主管，他管图书馆的时候，编目员就是毛泽东。图书卡片的要求是公公正正的，毛泽东写字从来是龙飞凤舞的。

张申府对新思想特别敏感，又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对孔子特别有好感，他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崇拜列宁，又崇拜英国哲学家罗素。他想把罗素、列宁、孔子打通，这是很难的，几乎做不到。80年代才有了《维特之死》，实际上他在20年代就翻译了。我在研究中发现共产党人在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提出民族的、大众的，尤其是民族的，很大程度上跟张申府的《新青年》有很大关系。他是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发动者。他一直反对内战，1948年淮海战役前，他又发表文章，被开除出民盟。

我还写到陈翰笙，他也是20年代经过李大钊介绍直接加入共产国际。他是留学美国的，后来又到德国留学，搞经济学、社会学。后来共产党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他培养起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句话就是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在这个基础上论述新民主主义。在此之前的30年代，由陈翰笙开始，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学术上的建构，说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为当时学术界很多人所接受。这就是陈翰笙的贡献。他还是二战时期德国特务小组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有很多秘密。这个人又很睿智，那么老的资格，又留学外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人才特别需要，周恩来就想让他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被他谢绝了。他在政治风浪中一直没有受到大清洗。他在“文革”中，办了一个学习班，教大家学英语，其中一个人就是刘少奇最小的女儿。在那个时候，能把刘少奇的女儿招到自己的班里来学英语，是很有勇气的，他又很睿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到100多岁的时候才去世。

下面请刘瑜老师多讲一点，这12位知识分子里有好几位都是她的校友。

一百多年前知识分子的见识，比现在还要高明

刘瑜：谢谢雷老师的邀请。我对明末清初和民国的历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师粉丝的身份来打酱油的。

因为这本书里面写到很多关于哥大、哈佛的留学生，就觉得跟我的关系很密切。我就想如果这么攀亲戚的话，连奥巴马都是我的师兄。他曾经在本科的时候转学到哥大，应该说是我的亲师兄，他是政治学系的。

关于这本书，看了以后的第一个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我看这个书的过程中，经?；嵊幸恢肿蛉罩叵值母芯?。因为这本书里面牵涉到的很多争论，在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回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几乎是非常像的一些议题，同样的争论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复活了。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但他们一百年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很多的见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明。这让我们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上。

一般我们认为是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非常软弱，虽然你有好的观点、正确的观点，但秀才说不过兵，你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实现，而且还会被迫害。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的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较悲剧的像容闳。容闳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负的人。容闳这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他在不同的时代，始终不得不寻找到底哪个当权者可以听我的。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他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另一方面，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以外，这种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失败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失败。很多知识分子一遇到社会危机、经济?；土⒖滔氲揭栏饺?。他们认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当权者不听你的，而是当权者不听你的时候，你放弃了说理。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显得很幼稚，很多人讲胡适的时候嘲笑他书生意气、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

另一个方面，我们看知识分子的力量的时候，也不能过于高估。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能一言兴天下，也不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理性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智识，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虽然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的智识也许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但是，毕竟社会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是95%，中国还有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全球化、中产阶级的觉醒。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使我觉得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些。

提问

张奚若和胡适 两个好朋友的不同选择

听众：雷老师，您好，我对这十二个人物有一点自己的看法。您在这本书里选了胡适和傅斯年。和傅斯年同时代的人还有陈寅恪先生。傅斯年和胡适当年去了台湾，陈寅恪先生留在了大陆，他的家人一直劝他到台湾和香港，他依然没有去。如果要在胡适和傅斯年中留下一个人，我建议留下胡适，把傅斯年换成陈寅恪先生更合适。

雷颐：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很复杂，恰恰我对他没有更多的研究。我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末才开始，并没有说很有系统地找一个各方面都有代表的，比如科学类的只有一个丁文江。我还准备继续研究一批科学家，比如竺可桢。我曾经在7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张奚若和胡适，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胡适非常不喜欢国民党，但他觉得要选择国民党。张奚若是留在了清华大学。后来清华大学取消政治学系，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儿了。

当时他们两个那么好的人，那么好的朋友，又都在美国受的教育，两个人最后必须做出选择，在1949年就必须选择一个。当时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必须根据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做出选择。

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对教育体系产生了影响

听众：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刚刚讲到现在的识字率和文盲率跟一百年前相比已经好很多了，但从教育质量等等方面来讲，是不是真正达到了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水准？

刘瑜：我建议大家看一下前段时间在网上流行的一篇文章，哈佛大学丘成桐写了一篇文章，哀叹现在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有多么糟糕。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一般都可以达到全班前三分之一左右，而现在新的留学生情况就非常糟糕。网上还有一些丑闻，一个是关于中国留学生集体作弊，导致每年有多少人被开除。从这些迹象来看，中国教育的情况似乎不是那么妙?；褂泻芏嗌缁嵛幕矫娴脑?，我觉得中国的实用主义精神太强，很多家长会鼓励孩子哪个热门就学哪个、哪个挣钱就学哪个，导致很多年轻人不能真正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专业。什么是学术最大的动力？就是兴趣。假如年轻人可以从容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专业，结果可能会好得多。

别说外校，哪怕在清华，我经常感觉很多学生对他所学的东西不感兴趣。一旦不感兴趣，他仅仅是为了学分和学位在学习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在这个专业里是没什么创造力的。家长对孩子的引导还是跟整个社会对人的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说白了，整个社会文化上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对教育体系产生了影响。

在西方，最大的区别就是，至少人文社科的老师在跟学生谈问题的时候，不能明确地说这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鼓励孩子从小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鼓励孩子去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在他们的文化里面非常兴盛。如果你想研究昆虫，家长也会鼓励你去研究。如果你想做摄影家，家长也不会说做律师更挣钱，你不要学摄影。让孩子们去发现自己、探索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教育比较发达的一个原因。

雷颐：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我是78级的大学生，那个时候中国很封闭，外交很少。当时外交就是跟美国一个学?；ハ嘟涣?，来了一个讲哲学和伦理学的老师。我是历史系的，我对哲学感兴趣，就去听课。我突然发现他讲的没有标准答案。他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像我们一样讲什么历史。他上课的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医院里面有几个病人都需要换肾，肾只有一副，有一个是科学家需要肾；有一个是儿童他没有享受美好的人生；还有一个是大资本家很有钱，你把肾给我，我要捐多少钱给慈善?；褂幸桓鍪且恢北冉锨羁嗟娜恕Ｕ飧鍪焙蛴Ω酶?？他也不提答案，就让同学们自己讨论。同学们讨论得出几种不同的观点，他总结了一下，这种方法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另外一种是人道主义的，觉得这个穷人从来没有享受过，最后要让他享受一次社会的照顾。他就分析他的理论根本是什么、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什么，这个老师没有说他觉得应该给谁是正确的。80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接触的外国人很少，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刘瑜：我想起一个小例子。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幼儿园里，有一道题是这么问的，弯弯的月亮像什么？他的女儿写了香蕉，老师打了错，应该是像小船。他说没办法忍受自己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他就移民了。

中国人已经成了文化上的混血儿了

听众：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似乎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主导的。两位老师认为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进行的文化选择呢？

雷颐：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还要强分你我、他者，谁是他者，谁不是他者？北京受西方的影响，相对于外地，北京又是一个他者。只要是我的，通过我吸收了、消化了，就变成我的东西了。这就是人的文化选择、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哪里没有变化？我们现在说话，按照强分你我的观点，我们都没办法说话了。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词，解放、卫生、健康、逻辑、经济全部来自于西方，来自于日本的新词，才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最近才知道我们用的“地下室”都是来自日本。

这些强分有意义吗？实际上在近代已经分不开了，我经常写文章举例子，张之洞是最开明的。他在湖北办新学，有很大贡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批日本的新词流入中国，比如中国的传统叫做明学，就不行，就被来自于日本的逻辑所取代了。他想分开这个，他办新学，而不想用新词。他办学校，让幕僚起草办学的大纲，幕僚拟定其中一条是注意健康。张之洞看了非常生气，觉得“健康”这个词就是日本名词。他就批了一下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兹疏觉可恨”。这个幕僚说“名词亦日本名词”，名词也是从日本传来的，用之也非常可恶。我还是强调人的文化主体性就表现在我可以吸收其他的。只要我吸收了就变成我的了。

刘瑜：我非常同意雷老师说的。我觉得中国人已经成了文化上的混血儿了，很难分清楚哪个是来自西方的，哪个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我觉得所谓纯粹的作为历史现象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存在了。我问大家，你们如果生了女孩子，你们觉得女孩子应不应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以后你孩子，你想让他学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你对同性恋怎么看？很多人会说同性恋就同性恋呗。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已经成长出来了对自由、对自主性、对平等观念的渗入。如果人们能够接受意义上的平等、开放、自主性，为什么一定舍近求远地找到孔子、孟子说了什么，用它来说服当代人呢？文化的混血性肯定是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