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

烽火狼烟，热血遍洒。轰炸之下，意志更坚。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全国大批文化名家云集在此。他们以笔、以歌、以舞、以剧等多种形式，讴歌爱国情怀，痛斥日本侵略者，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中华民族的战斗与不屈。

正因为如此，重庆得以从西部一隅变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拐轿幕渤晌厍煳幕谋旮?，对今日重庆影响至深至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凭借高昂的热情和大无畏的勇气，投入到抗战洪流中，使抗战文化成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今日起，我们将每周推出一期“抗战往事·重庆文化”报道，追寻抗战时期各种艺术门类在重庆发展壮大的轨迹，彰显文化大家们为爱国救亡而发出的最强音。

重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艺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地标。

因为抗战，重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毁灭和苦难；也因为抗战，重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机遇——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有70多家报纸，900多种刊物?？拐桨四晡镒式羧?，在渝出版社却出版了300多部小说、近百部文艺书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和推动的“雾季公演”共创作演出了242台进步话剧。在战火中，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以更加洪亮的声音呼唤着和平，呼唤着救亡，并始终坚信胜利必将来临。

赶赴重庆，不仅是为了安全，更是为了气节

“敌人要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的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成文化中心……集全国优秀作家的力量，我们相信是能够将闭关锁国的西蜀——以至整个西南的文艺状态，推动到蓬勃发展的道路上去的。”

1938年，写罢这段高昂的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诗人冯乃超搁笔起身，从即将沦陷的武汉赶赴重庆。当时的重庆，无论文学、戏剧还是电影，影响力都十分微弱，而冯乃超却怀着十足的信心，看到了这片文化贫瘠的土地上的生机。

这种信心的产生不是没有来源的——老舍、郭沫若从湖北出发，巴金、冰心从云南出发，曹禺、艾青从湖南出发……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重庆！

据统计，抗战期间，来渝的文化大家、名家多达数百人。他们为一度闭塞的重庆城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也把中国现代史上水平最高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音乐带到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对于他们而言，来渝固然是为了躲避战火。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远离日军的占领，保住自己的气节。老舍就曾直白地说：“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

疾病、轰炸、贫困，却让他们喊出了时代最强音

清晨，阳光射进北碚蔡锷路24号（今北碚天生新村63号，即四世同堂纪念馆）的小院卧室，寓居于此的老舍便忍着头昏起身，在窄小的木头写字台上铺开稿纸，提笔写作。

这是老舍在抗战期间的重庆生活常态——只要还能起床，就要创作！

1940年，由于生活清贫，老舍患上了贫血症。只要稍一劳累，眼前就天旋地转。除此之外，他还得了当时的“流行病”盲肠炎。

受疾病与空袭煎熬的绝不只是老舍一人，来渝的文艺家们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记载——

艾青在《抬》中这样描述被日军空袭炸死的妇女：“她的脑盖已被弹片打开”；冰心在《小桔灯》中写歌乐山上的小女孩“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重庆的民众与文艺家们一样，饱受战乱之苦。

所见所闻，化为创作的激情，让文艺家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豪侠义士们便是历史节奏中的大锣大鼓。他们的响声也许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机，那些巨响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鸣颤。那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这样赞美。

“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曹禺在《蜕变》中这样呼喊。

一个个声音汇集起来，最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四川大学教授冯宪光认为，从抗战期间的文学与艺术创作情况来看，无论是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让重庆成为了当时中国名副其实的抗战文化中心。”

关注民生，左翼作家为民族兴亡奔走呼号

“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1940年6月，田汉在北碚缙云山眼看日机擦顶而过，愤而写下这首七言绝句，并题言“今日为光明与黑暗之战”，以此表示绝不屈服，必将坚持抗战的决心。

在抗战期间重庆文化界号召爱国救亡的声浪中，有一片不容忽视的声音，这便是如田汉般的左翼作家们为民族兴亡而发出的呼喊。

何谓左翼作家？这要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说起。左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鲁迅、茅盾、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都是左联成员。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便是泛指他们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一批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等。1936年，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

左联虽然解散，左翼作家在抗战期间却仍然十分活跃。“左翼作家自左联成立起，就关注民生，关注百姓所受的苦难。到了抗战期间，他们又在其中融入了爱国救亡的精神。”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告诉记者，在抗战期间，茅盾、郭沫若、田汉等作家充分发扬了左联的文学传统，积极地以文学创作来推动抗战，他们的作品关注民生，深具家国情怀。

身在颠沛流离之中，心系受压迫的百姓，是左翼作家的共同特点。在渝期间，茅盾既写下了豪情壮志的散文《白杨礼赞》，赞美抗战将士；又写下了尖锐犀利的话剧《清明前后》，批判黑暗不公的现实。

在王本朝看来，“左翼作家在抗战期间以文学为旗帜，不放过每一个文学阵地”，始终积极地宣传爱国救亡，揭露现实黑暗。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抗战文化有声有色

“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

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在重庆公演。每当屈原悲愤地喊出心声时，台下总是掌声雷动。

“回顾历史，我们或许会感到震惊：不仅《屈原》广受欢迎，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都是当时的热门剧目。”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长黄在敏告诉记者，抗战期间，全国最优秀的话剧导演陈鲤庭、史东山等，编剧郭沫若、曹禺、田汉等，演员金山、张瑞芳等都云集重庆。堪称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而这个“黄金时代”绝非偶然——它离不开“雾季公演”，更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从此担负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1941年10月起，南方局为了更有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决定利用雾季时日机减少来犯密度之机，举行“雾季公演”，用一场场热情洋溢的话剧，发出爱国抗敌的心声。

抗战时期，大批电影工作者也云集重庆，成为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辖，而第三厅实则是受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所拍影片《塞上风云》、《东亚之光》等对激发人们的抗战斗志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漫画、木刻界的抗敌协会相继建立，它们呼吁并组织更多的画家以手中的画笔为战斗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

抗战文化，是历史留给重庆的一笔文化财富

“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化是重庆反帝反封建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重庆抗战史》（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如此评价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

除去上文提到的经典作品外，徐悲鸿在战时重庆画出了《巴人汲水》等，傅抱石留下了《湘君》等。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即中央音乐学院前身），江定仙、杨荫浏、刘雪庵等60多位音乐界名流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批音乐人才，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牧羊姑娘》等歌曲均出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师生之手。当时的中国舞蹈界有“南吴北戴”之说，指的便是著名舞蹈艺术家吴晓邦和戴爱莲，抗战期间，他们都活跃在重庆，最为人称道的是，1941年6月，“南吴北戴”在重庆抗建堂同台演绎《红旗进行曲》与《合力》，技惊四座，令《新华日报》赞扬“民族舞蹈……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

“如今重庆的文化形象，其基础正是抗战期间的文化积累。”西南大学教授熊辉认为，正是靠着大批文艺家的耕耘，重庆的文化土壤才从“荒地”变为富饶的田野，他们创作的经典作品和作出的贡献影响源远流长，直至当代仍然值得我们挖掘。对此，我们既要珍惜，更应该传承。

“重庆抗战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密不可分。”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刘志平表示，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运动在抗战文化中一枝独秀，而抗战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充分挖掘抗战历史，?；た拐轿幕⒁远嘀中问嚼雌占?、推广，才能更好地运用抗战留给重庆的这笔文化财富。